双方在雪场利益配问题上一直有纠纷,加上其他一些原因,所以就有了这次“雪地控诉”一事。
李莹也常遇到这种情况。有些孩子开始不能识别性侵,等时间一长更缺乏证据。“等意识到后向我们求助,但因为证据问题,我们即便知道事情可能是真的,也没办法帮助她。”
《多地取消跨年活动 元旦假期还能愉快出游吗?》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,4岁女童遭强奸,下体重伤,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,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,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,几次心理疏导后,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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